跨年夜，零点的钟声还没敲响，广场上的人群已经挤成了一团。有人举着手机录像，有人踮着脚尖张望，更多的人只是挤在一起，等待那个瞬间。倒计时结束，欢呼声炸开，彩带从高楼飘落。人潮开始松动，朝着四面八方散去。这时候，停在几条街外的汽车，一辆接一辆地亮起尾灯。它们像被某种信号唤醒，缓慢地挪动，汇入夜色中的河流。

我和朋友在人群里走散了。他发来消息，说已经在停车场等了一个小时，车还堵在出口。我沿着人行道往地铁站走，路过一排排安静趴着的轿车。车窗上蒙着薄薄的雾气，有人坐在驾驶座上刷手机，屏幕的光映在脸上。他们大概都急着回家，却只能在这座钢铁包裹的小空间里，等待前面的车挪动几米。汽车在平时是自由的许诺，此刻却成了移动的牢笼。

想起去年夏天，我开着一辆租来的旧车穿越荒漠公路。油表指针在四分之一处晃动，窗外是望不到边的沙砾和枯草。那辆车方向盘有点歪，空调也不太制冷，可它载着我，从日出开到日落。到傍晚，天边烧成橘红色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熄了火，整个世界安静下来。汽车在那时候不是交通工具，是一间可以移动的屋子，装着我所有的行李和坏情绪。

汽车的历史，说到底就是人对距离的耐心一点点耗尽的过程。马车时代，人们用半个月去赴一场约会；到了汽车时代，两小时的路程已经让人烦躁。发动机的轰鸣替代了马蹄声，柏油路覆盖了泥泞小径。车里的收音机从调频变成蓝牙，导航从纸质地图变成语音提示。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没变，踩下油门时那种往前窜的冲劲也没变。变的是路，是目的地，是坐在副驾驶上的人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父亲有一辆深蓝色的桑塔纳。周末他会擦洗那辆车，用旧毛巾一遍遍抹过车漆。我坐在后座，闻着皮革味和汽油味混在一起的气息。父亲开车时很少说话，只是偶尔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。那辆车后来卖了，他又换过几辆，但再没有像从前那样，花一个下午去擦一辆车。现在想来，他擦的不是车，是那段载着全家去郊外的日子。

凌晨两点，我终于回到住处。站在阳台上往下看，街道空荡荡的，白天堵成长龙的车流散了，只剩下几辆出租车还在缓慢巡游。路灯把柏油路照得发亮，偶尔有引擎声从远处传来，又很快消失。跨年夜的人群散了，车也散了，一切恢复平常。可那些钢铁壳子里，装过的欢呼、沉默、等待和告别，都还在。它们被锁在手套箱里，藏在座椅缝中，等下一次点火，再慢慢散发出来。